[ 宋英輝 ]——(2000-11-5) / 已閱20346次
日的時間里關押著被拘留人而不通知其他機關和人員，偵查違法許多都發(fā)生在這一過程中，很有必要予以制約。
3.檢察機關與多數(shù)案件的偵查活動相脫離，難以從起訴的角度對偵查活動進行指導，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其所作判斷的正確性。偵查的任務之一是為公訴作準備，為了保證偵查質(zhì)量，為正確公訴提供良好的基礎條件，警察在偵查中接受作為起訴官的檢察官的指導或建議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國，由于檢察官一般不參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其在這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此外，偵查權力對于檢察機關的獨立性使偵查活動成為一種相對封閉的活動，由于審查起訴活動的滯后性，檢察機關只是通過審查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的卷宗、證據(jù)材料和訊問犯罪嫌疑人，往往難以詳細把握案件的全部情況，特別是偵查中的活動情況，這勢必會影響檢察機關判斷的準確性，影響公訴質(zhì)量，甚至最終造成誤判。
4.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實際上脫離，也不利于促使公安機關偵查人員提高素質(zhì)。公安機關偵查活動較少受到制約的現(xiàn)狀使偵查人員缺少一種外在的壓力，在辦案過程中往往忽視提高自身素質(zhì)及改進偵查方法和提高技術手段，而是習慣于過多地依賴和使用強制處分權，尤其是偏重羈押和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而這些手段使用不當又極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實踐中存在的違法搜查、扣押、刑訊逼供等現(xiàn)象，不能說與此無關，由于對違法偵查缺乏制約機制而不能有效預防、及時制止并予以相應制裁，反過來又會強化偵查人員對這種現(xiàn)象的無所謂態(tài)度，形成惡性循環(huán)；另一方面，由于偵查人員不能直接受到檢察官從提起公訴的角度考慮而給予的指導或建議，也會影響偵查人員業(yè)務素質(zhì)和辦案能力的提高。
三、完善我國警檢關系的構想
完善我國的警檢關系，應強化這種關系中的制約因素。在英美國家，偵查權的行使雖不受檢察官的控制和指揮，但卻受到來自法官及辯護人的制約。警察實施強制處分權，原則上要獲得法官批準；警察對嫌疑人的偵訊活動，要受到辯護律師的諸多牽制。在我國現(xiàn)行刑事訴訟構造下，警察的偵查不會受到法院的直接制約，雖然修改后的刑訴法將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提前，律師對偵查的制約作用實際上仍微乎其微，而且從傳統(tǒng)觀念和心理慣性考慮，實現(xiàn)律師對偵查權的真正有效制約，恐怕尚需經(jīng)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盡管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因此，在我國現(xiàn)階段，由肩負法律監(jiān)督職責的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予以監(jiān)督、制約，應當是最為適宜的。在設計具體方案時，應考慮以下因素：（1
）應當能夠保證國家刑事訴追權的有效行使，解決實踐中存在的該追究而不追究的問題；（2）通過強化制約機制，減少偵查過程中的違法現(xiàn)象，
以切實保障有關公民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權利，維護刑事司法的純潔性。因為這樣才能使公眾對刑事司法保持信任感，這正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之所在；（3）應有利于提高偵查人員的素質(zhì)。
對偵查人員施加外在的監(jiān)督與制約，以促使他們增強法制意識，提高業(yè)務素質(zhì)。
強化警、檢關系中的制約機制，應具體解決以下問題：
1.對立案及撤銷案件的監(jiān)督與制約。對此有兩種方案可以考慮：一種方案是，當檢察機關認為公安機關應予而不予立案時，該檢察機關可以報請上一級檢察機關審查決定，并由其與同級公安機關協(xié)商解決。在現(xiàn)行立法未修改前，宜采此方案。另一方案是，在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立案監(jiān)督問題上，如果公安機關收到檢察機關的立案通知后拒不立案，而檢察機關認為確實應當立案追究的，檢察機關有權直接立案偵查。采取前種方案無需突破現(xiàn)行立法，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但就其效果而言，后種方案更具優(yōu)勢。1979年刑訴法第13條第2款規(guī)定：“貪污罪、
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罪、瀆職罪以及人民檢察院認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和決定是否提起公訴�！痹谝酝膶嵺`中，檢察機關對本應立案追究向公安機關提出建議而公安機關拒不立案，群眾反映強烈的案件，依照本條規(guī)定將其作為“認為需要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予以立案追究，社會效果是很好的。1996年刑訴法對此規(guī)定進行了修改，使檢察機關直接立案偵查這類案件失去了法律根據(jù)。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jiān)督機關，在偵查上賦予其一定的機動權，以適應某些難以預測的特殊情況，是十分必要的。從刑事訴訟理論上講，檢察機關作為負責公訴的追訴機關，享有機動偵查權，更利于國家追訴權的有效行使。因此，在法律上重新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機動偵查權，應是將來修改立法時應予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的規(guī)定，
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不應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撤銷案件。依照法律，在此情況下，只是在釋放被逮捕人時，才需要通知原批準的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不是公訴機關，對某些案件而言，其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認識可能同檢察機關的認識并不一致，對該類案件一律由公安機關自行決定撤銷案件是否妥當，很值得研究。一個案件最終應否向法院起訴，應由行使公訴權的人民檢察院決定，倘若案件未移送到檢察院之前就已撤銷，就會使作為公訴機關的檢察院喪失了對此案件進行判斷的權力�？紤]到某些案件在偵查階段終止訴訟更利于實現(xiàn)刑事訴訟的任務及檢察機關處于公訴機關的地位這兩方面因素，對于公安機關偵查中撤銷案件設置程序上的制約是十分必要的。在具體做法上，宜由公安機關就擬撤銷案件的事宜通知同級檢察機關，并附有關材料，供檢察機關審查。檢察機關應在一定時限內(nèi)審查完畢，并將決定及其理由通知該公安機關。
2.對強制性處分權行使的監(jiān)督與制約。強制性處分包括采取強制措施及其他具有強制性因素的偵查方法。因其具有強制性而往往涉及公民基本權利，故此，各國立法對強制性處分的運用均采取令狀主義原則。對強制性處分權行使的監(jiān)督與制約，也可以考慮不同方案或幾種方式并用：派員直接參與案件的某些強制性偵查活動，如搜查、扣押等；公安機關先行拘留犯罪嫌疑人后，應在一定期限內(nèi)（如24小時以內(nèi)）將拘留的有關情況向檢察機關通報，以便其實施監(jiān)督；借鑒其他國家強制處分采取令狀主義的經(jīng)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公安機關在采取搜查、扣押等涉及到公民基本人權的偵查行為時，除緊急情況外，應當事先取得由檢察機關簽發(fā)的許可證。
3.檢察機關可以根據(jù)需要派員參加公安機關對于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發(fā)現(xiàn)違法行為，及時提請其注意并予以糾正。同時，檢察機關應當通過參與這些案件的偵查活動熟悉案情，從公訴的角度向偵查機關提出建議，以提高偵查和公訴的質(zhì)量。
4.明確監(jiān)督與制約的法律后果。當檢察機關向偵查人員提出建議或者發(fā)出糾正違法通知后偵查人員拒絕接受時如何處理，是必須予以明確的。否則，監(jiān)督與制約就形同虛設。在一些國家，對警察違法或者拒不接受檢察官指示的，一般規(guī)定有實體法上的后果和程序法上的后果。前者如追究刑事責任，由所在機關或者上級給予紀律處分，由懲戒委員會予以懲戒或者罷免，判處民事賠償?shù)�；后者如宣布程序無效，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jù)等。在我國，對偵查違法行為的實體制裁規(guī)范已基本完善，除刑事法律外，還有行政及內(nèi)部紀律規(guī)定的處分。從機構設置上看，制裁機構既有內(nèi)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專司刑事的，也有專司行政及內(nèi)部紀律處分的。因此，對行為人本人的制裁，可以向主管機構或者機關申請作出。但是，這種制裁行為一般是一種事后活動，與對此次刑事程序的意義相比，其警戒其后的作用更大。為保證正在進行的國家追訴權的正確、有效行使，對于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監(jiān)督建議或者繼續(xù)違法偵查行為的警察人員，可以考慮采取由檢察官要求公安機關予以更換的辦法。另外，作為程序上的最后制裁手段，檢察機關可以將違法偵查所獲證據(jù)材料從控訴證據(jù)中排除，也可以確認違法偵查或者從保證起訴質(zhì)量的角度考慮明顯不當又無正當理由而拒不接受檢察方面監(jiān)督建議的偵查行為無效，要求其更換人員補充偵查，必要時也可以自行偵查，以警戒未來的偵查活動。關于前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有關解釋中已有明確規(guī)定，可以說已有法律上的依據(jù)。即以刑訊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鑒定結論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依據(jù)。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上述證據(jù)而嚴重損害被取證人合法權益或者可能影響證據(jù)客觀真實的，該證據(jù)也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依據(jù)。非法收集的物證、書證，其手段嚴重損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關公民合法權益的也不得作為指控犯罪的依據(jù)�？梢哉f，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上述解釋，對于檢察機關實施偵查監(jiān)督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當然，該解釋的作用不僅僅限于此，其革命性意義和影響將會遠遠超過解釋本身的作用。目前，對于執(zhí)法機關而言，應當做的工作是切實地將其付諸實施。關于后者，基于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和公訴機關的法律地位，以及有關法律規(guī)定的精神（刑訴法第8條、第76條、第137條第5
項、第140條），也是可以在不突破現(xiàn)行立法的前提下實施的。
總共2頁 [1] 2
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