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英輝 ]——(2000-11-27) / 已閱24783次
2.雖說適用條件并無具體限制，但對該裁量權的行使在程序上是有制約機制的。主要有：（1）準起訴制度。對于刑法第193條至第196條（濫用職權）和防止破壞活動法第45條（公安調查官濫用職權）的犯罪進行控告的人，如對不起訴處分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內請求檢察官提起公訴。檢察官堅持不起訴的，被害人可以申請而由管轄地方法院依法確定是否將該案件交付法院審判；決定交付審判的，由法院指定律師公訴。這被認為是檢察官起訴壟斷主義的例外。盡管據(jù)日本法學界人士稱此程序實踐中幾乎從未被運用過，但有此程序，的確不失為一種控制起訴猶豫權濫用的一種手段；（2）檢察審查會制度。即在每個地方法院管轄區(qū)內至少設一個檢察審查會，審查未提起公訴的處理是否妥當，并提出改進檢察事務的建議。目前全國共有207個檢察審查會。
檢察審查會的決議對檢察官沒有法定約束力，但實踐中檢察官會認真對待其建議。據(jù)統(tǒng)計，檢察審查會年均審查案件超過2000件；在由其決議應予起訴后，檢察官接受建議而起訴的人員中，約80％被法院作出有罪判決。
日本學者及從事司法實務的專家均認為，起訴猶豫與起訴到法院判處緩刑相比，在保障人權和控制犯罪方面更能發(fā)揮較好的作用。1980年被起訴猶豫的人員在3年內重新犯罪率為11.5％，而同期被判緩刑及刑滿釋放人員重新犯罪率分別為21.5％和57.2％。因此，起訴猶豫在實務中被廣泛運用，據(jù)統(tǒng)計，起訴猶豫占全部不起訴的8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9％左右。由于起訴猶豫與無罪的不起訴法律后果是一樣的，不能認為是有犯罪前科記錄，因此，在日本，沒有人認為檢察官擁有起訴猶豫處分權是分割或侵犯了審判權。
四、起訴方式和庭審方式
日本刑事起訴方式的一大特色是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其含義是：在提起公訴時，只能依法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訴書，表明控訴主張，而不得同時移送可能使法官對案件產生預斷的其他文書和證據(jù)，也不得引用這些證據(jù)和文書的內容。其目的，旨在防止法官產生預斷和偏見。依判例，違反起訴書一本主義提起的公訴，將受到駁回公訴的判決，且不得再行起訴。
由于起訴時不向法院移送證據(jù)，辯護方就不能在法院了解控方擁有哪些證據(jù)要在法庭上調查。為避免由此帶來的對辯護方行使防御權的妨礙，法律要求在請求調查證據(jù)文書或證據(jù)物時，應當預先給予對方閱覽該項證據(jù)的機會。但是，由于法律要求給對方提供閱覽機會的，只是已決定將要在法庭上請求調查的證據(jù)，所以對是否請求調查尚未確定的證據(jù)，檢察官就不負有提供事先閱覽的機會的義務。在實踐中，檢察官常以種種借口拒絕辯護方閱覽某一證據(jù)，而后又在公審中請求調查該項證據(jù)。關于這一問題，直到1960年，判例尚認為：“檢察官尚未確定要調查的證據(jù)文書，不論是否在公審中請求，沒有預先使辯護人閱覽的義務，……”。到1960年，最高院才在判例中宣示，法院可以基于訴訟指揮權命令檢察官告知證據(jù)。通過法院基于訴訟指揮權命令檢察官告知證據(jù)，便可以為被告人一方行使防御權提供一種保障。
日本庭審方式采取以當事人抗辯為主的方式，分以下幾個階段。
（一）開頭程序
主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1）訴訟關系人出庭和核實身份。（2）檢察官宣讀起訴書。（3）告知沉默權及其他權利。（4）被告一方陳述意見。有關地區(qū)管轄錯誤的申請以及移送案件的請求，都應在該階段之前提出。對所犯有適用死刑、無期或最低刑在1
年以上的懲役或監(jiān)禁之罪的案件以外的輕微案件，當被告人作出有罪陳述時，法院在聽取當事人意見后，可以作出依簡易公審程序審判的裁定。
（二）調查證據(jù)
1.開頭陳述。先由檢察官陳述，說明根據(jù)證據(jù)所能證明的事實。被告一方可以陳述，但不是必經程序。
2.請求調查證據(jù)。檢察官首先應請求其認為于案件審判有必要的所有證據(jù)。被告方在檢察官請求完畢后可以請求調查證據(jù)。依照刑訴法，被告人供述作為證據(jù)時，只能在其他證據(jù)調查之后才可以請求調查，以防止對口供產生預斷。在請求詢問證人、鑒定人、口譯及筆譯人時，要提出記載其姓名、住所的文件；在請求調查文書時，要提出記載其目錄的文件。請求時應說明請求的證據(jù)證明什么。
3.關于調查證據(jù)的裁定。法院應在聽取對方當事人意見后，裁定是否準許調查證據(jù)的請求。必要時，也可依職權調查證據(jù)。
4.證據(jù)調查的實施。先調查已裁定準許的檢察官請求的證據(jù)，再調查被告方請求的證據(jù)。必要時，也可以改變調查順序。依職權調查的證據(jù)，應在當事人請求的證據(jù)調查完畢后進行調查。
訊問證人等在調查證據(jù)中居于重要地位，刑訴法第304條第1、2
款規(guī)定了調查方式：先由審判長或陪席法官訊問，再由請求調查的當事人訊問，最后由對方當事人訊問。當時這樣規(guī)定，主要是為防止因控、辯雙方對交叉訊問不熟悉可能發(fā)生的混亂。不過，立法者所擔心的情況似乎并未出現(xiàn)，當事人很快就離開第1、2款而熟練地運用起“交叉訊問式”：先由申請的當事人主訊問，再由對方當事人反訊問，然后再次主訊問，并且可以反復進行。
5.質問被告人。被告人有沉默權，對其質問不是調查證據(jù)，但如其自愿供述，審判長可以隨時就必要事項要求其陳述。檢察官、辯護人、共同被告人在告知審判長后，也可以要求被告人自愿陳述。
6.異議。控辯雙方均有對調查的證據(jù)及訴訟關系人、審判長、法院的行為提出異議。一經申請，法院應在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后不遲延地作出裁定。
（三）最后程序
先由檢察官就事實及法律問題陳述意見，之后由辯護人辯護，再由被告人最后陳述。最后程序完畢即為“辯論終結”，其后只剩下作出判決，這種狀態(tài)稱為“結審”。
總的來說，日本的庭審，采取了以當事人調查證據(jù)為主，以法院職權調查為補充的原則。其長處在于，既可以調動控、辯雙方全面調查證據(jù)的積極性，保障被告人進行有效的防御，又可以彌補僅由當事人進行證據(jù)調查所產生的不足，避免庭審因雙方技巧差異導致不公正。
五、特別程序
為使較輕微的刑事案件得到迅速處理，提高訴訟效率，日本刑訴法特別規(guī)定了簡單程序，具體包括以下幾種。
（一）簡易公審程序
其要件是：（1）適用死刑、無期或最低刑期為1 年以上懲役或監(jiān)禁以外的案件；（2）被告人在開頭陳述中已就該訴因作了有罪陳述。
符合上述要件時，法官可以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后，作出是否適用簡易公審程序的裁定。一經作出適用簡易公審程序的裁定，即產生以下效果：（1）證據(jù)調查簡化。可以不依法定方式，而以適當方式調查即可，實際上多數(shù)都省略了法庭調查證據(jù)；（2）不受傳聞證據(jù)能力的限制；（3）判決書中可引用公審筆錄中記載的有關證據(jù)目錄。
如果審理中認為適用簡易公審程序不當時，應撤銷適用此程序的裁定，更新公審程序。
（二）簡易程序（處刑命令）
其要件是：（1）屬于簡易法院管轄的案件；（2）可以處以50萬日元以下罰金或罰款的案件；（3）被疑人對適用該程序沒有異議。
檢察官在向簡易法院提起公訴的同時，應以書面提出處刑命令的請求，并應在書面請求中明確被疑人對適用該命令無異議。請求時應向法院移送所需材料，這是起訴書一本主義的例外。用處刑命令時，可以并處緩刑、沒收及其他附帶處分。
受處刑命令的人或檢察官可以自接受該項告知之日起14日以內提出正式審判的請求。正式審判時，作出此命令的法官應當回避。已過請求期限或已撤回請求時，處刑命令即產生與確定判決同等的效力。
（三）交通案件即決裁判程序
根據(jù)1954年《交通即決裁判程序法》設立。簡易法院可以根據(jù)檢察官請求，就有關交通的刑事案件，以即決裁判處以5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罰款，可以并處緩刑、沒收及其他附加處分。同意請求時，法院應在公開的法庭上，使被告人到庭，以簡易方法調查事實，并作出裁判。對此裁判不服時，請求正式審判的期限為14日。
在實踐中，法律規(guī)定的交通案件即決裁判程序的運用并不廣泛，而更多的是將總括偵查文書、處刑命令請求書、處刑命令等文書的所謂“交通文書”（為迅速處理違反道路交通法而使用的書式）和所謂“在廳簡易程序”并用，而采取了包括自被告人到場到交納罰金在內的一切程序，當天即終結的迅速且簡易的方式（三方即日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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