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佳維 ]——(2006-9-9) / 已閱14322次
淺談“嚴打”
嚴佳維
去年暑期，在我的家鄉(xiāng)江蘇省某縣級市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嚴打”斗爭�！皣来颉蔽财谖覅⒓恿巳泄_審判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公檢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各單位的代表還有各鄉(xiāng)鎮(zhèn)各社區(qū)的居民代表�？粗粋�個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押解到臺上，經(jīng)過法院院長的宣判后，犯罪嫌疑人一下子成為罪犯，在武警的一聲喝令下，他們立刻被按倒跪在臺上并被五花大綁后拉上卡車游街去了，在場的群眾們無不拍手稱快，盡管我對當時宣判過程中對待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細節(jié)上頗有微詞，可在坐在身邊的當?shù)匦掏ネラL的教導下：“他們是罪有應得！”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這樣的觀念。
然而通過近一段時間法學專業(yè)的學習，我逐漸對“嚴打”這一名詞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接下來我就談談我對“嚴打”的理解和認識。
“嚴打”顧名思義，是指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包括實體與程序兩個方面�！耙婪ā笔乔疤�，“從重”是指刑事實體而言的，即對特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對嚴厲的制裁。狹義地講，“嚴打”的對象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廣義地講，“嚴打”的對象是各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破壞經(jīng)濟的犯罪分子�！皬闹亍碧幜P體現(xiàn)在立法、司法兩個方面。“從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現(xiàn)為簡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現(xiàn)為加快辦案速度。
“嚴打”政策是在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學說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在上世紀80年代初由國家制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嚴打”的提出是由當時一定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可否認“嚴打”方針自1983年開始執(zhí)行20余年來，在打擊嚴重刑事犯罪、保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嚴打” 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引起了不少爭議，并由此引起了人們對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加以深入分析。
首先，是關于“嚴打”是否有違依法治國原則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嚴打”作為一種人民民主專政手段，是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階段性的政策，難免會造成司法人員在辦案時一會依政策一會依法律的局面，這是與依法治國的原則有沖突的，并且在“嚴打”過程中體現(xiàn)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不符合現(xiàn)代社會法治建設要求的。我個人也偏向于這種觀點，我國的“嚴打”本身沒有什么不妥，但現(xiàn)實中它是建立在一種人治的基礎上的，這種人治也許在一段時期內(nèi)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壞了法治的基礎，蔑視了法律和程序，其對法制建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將是深遠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會得不償失。所以，我反對人治型的“嚴打”，提倡法治型的“嚴打”。
其次談的是“嚴打”的對象問題，如前所述 “嚴打”的對象只能是嚴重的刑事犯罪，實際上我國的幾次大規(guī)模的“嚴打”都明確規(guī)定了范圍，而在實際情況中均存在著“嚴打”變成“濫打”的現(xiàn)象，有些地區(qū)“嚴打”斗爭一開展，不僅各種犯罪行為都在“嚴打”之列，還將賣淫嫖娼、小偷小摸等一般治安案件也拉入嚴打的范圍，這樣的做法不但有違嚴打的目的，還浪費了相當多的資源，更有可能走向反面。
再次是關于“從重”的問題，“嚴打”中的“從重”，意味著在嚴打期間，對特定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上從嚴掌握，定罪時表現(xiàn)為刑法的擴張，即指在罪與罪模糊的情況下，應認定構(gòu)成犯罪；在適用刑罰時較一般情況下給以較重的處罰。可以說沒有“從重”，也就沒有所謂的“嚴打”了。但是對于“從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司法中都存在較多的問題。
不少學者認為，“嚴打”中的“從重”有違刑法中規(guī)定的罪行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嚴打”對“從重”并未明確界定，沒有一定的標準，這就易使得審判人員因“嚴打”而“從重”，罪輕罪重一律從重處罰，出現(xiàn)了司法隨意性，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我認為在理論上“嚴打”所要求的“從重”并不違背這兩個原則，一是“從重”不是沒有限制的“從重”，依法是其底線，對于罪之法定談不上“從重”，因為“從重”只針對已定之罪，對于刑之法定，“從重”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內(nèi)進行的，所以“從重”不違背罪行法定原則。二來嚴打中的“從重”是結(jié)合一些形勢影響對社會危害性的評價所確定的，對于特定犯罪只有從重打擊，才能維持一定形勢下的社會秩序，所以理論上“從重”也不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
當然在司法實踐上的確對“從重”存在著不少誤區(qū)，如將“從重”等同于重刑，甚至重刑主義，這是相當有害的，“從重”的重只是相對而言的重，而并非一律都是重刑，當然與剝削階級主張的用來鎮(zhèn)壓勞動人民的重刑主義更是有別；如一律頂格判刑，即在量刑范圍內(nèi)一律采取最高法定刑予以判處，“從重”只是于一般情況下判處較重的刑罰，但決不是一律的頂格判刑，否則就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又如數(shù)罪并罰時提高刑罰幅度，有些地方不嚴格執(zhí)行數(shù)罪并罰原則，而是采取“大概齊”，不適當?shù)靥岣咝塘P幅度……這些做法明顯是曲解了“從重”，應該盡快加以改正。
此外，“嚴打”中的“從快”問題也值得我們關注，所謂“從快”，指在法律規(guī)定的期限內(nèi)快審快判，以突出刑罰的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包含了及時和迅速兩個方面。在司法中同樣存在著“從快”的問題：一是違法求快，一些司法部門在實踐過程中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guī)定，如為了盡快破案，使用刑訊逼供，縮減必要的程序，剝奪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等。二是一味的追求辦案數(shù)量和速度，忽略和忽視辦案質(zhì)量，非但不能真正提高司法效率，反而會導致司法效率低下，例如公安機關在沒有把犯罪事實查清或證據(jù)不明確、不充分的情況下為了“從快”就把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等，這顯然是不允許的。而且一味求快所體現(xiàn)的一些司法機關工作的功利性也值得我們反省。
最后我想談的是“嚴打”的效果問題，誠然我國三次全國性的“嚴打”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但是就整體而言，放在這20多年的歷史發(fā)展中來看，“嚴打”非但沒有使社會犯罪率降低，反而犯罪率呈上升趨勢，這不但與上述的問題有關，顯然也與“嚴打”過程中采取的策略過于單一和滯后有關，我國的“嚴打”幾乎都采取放長戰(zhàn)線，撒網(wǎng)捕魚的策略，即在相對集中的一段時間內(nèi)，組織大批警力搞統(tǒng)一行動、專項斗爭，然而打擊的目標并不明確，抓到打擊目標具有偶然性，而且一些犯罪分子也摸索出“嚴打”的大致時間規(guī)律，故可以輕松地逃避“嚴打”的打擊，甚至一些犯罪分子產(chǎn)生了“抗藥性”在“嚴打”期間也會頂風作案。很顯然這種單純靠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財力靠長時間打疲勞戰(zhàn)的打擊方法并沒有很大實效，得不償失，并且也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基層公安機關的正常工作和職能的發(fā)揮。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現(xiàn)時的“嚴打”注重打擊遠甚于預防，如有些機關為了擴大“嚴打”的戰(zhàn)果，采取“蓄水養(yǎng)魚”的辦法（即將平日該抓捕的犯罪分子先放一邊，等到統(tǒng)一行動一起抓）以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分明是與“嚴打”的目的格格不入，而且極有可能會導致部分犯罪分子因未被及時抓捕而逃脫法網(wǎng)的嚴重后果。
總而言之，我國的“嚴打”在理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大問題，但在具體司法實踐過程中暴露出相當多且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亟需解決，否則“嚴打”必將因矛盾沖突重重而逐漸被取消。我們應牢記鄧小平同志說過的話：“解決刑事犯罪問題，是長期斗爭，需要從各方面做工作”。所以我們要讓“嚴打”在現(xiàn)在的社會發(fā)揮以往的功效，必須與時俱進做出相應的改革，比如說增強國人法律意識；轉(zhuǎn)變觀念，樹立以防為主的思想；堅持露頭就打的方針，及時有效地打擊犯罪；大力整頓司法機關的工作作風和加強司法人員的法律學習；提高司法監(jiān)督力度，重視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等等。當然我們應認識到，就解決長期社會治安問題而言，僅僅依靠幾次“嚴打”是不夠的，我們關鍵是要把握嚴打的精神實質(zhì)即嚴格執(zhí)法，雄關漫道真如鐵，“嚴打”的路要走下去，但更要走法治下的“嚴打”之路，這樣方能使國家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