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德法 ]——(2013-11-27) / 已閱4255次
追訴時效是指按照刑法的規(guī)定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已經(jīng)超過刑法規(guī)定的追訴時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如果已經(jīng)被追究了刑事責任，該案件應當予以撤銷。建立追訴時效制度是為了節(jié)約刑事司法資源、維護刑事法律的權威和尊嚴、確保刑事案件的及時解決等目的。我國現(xiàn)行刑法第四章第八節(jié)專門就追訴時效作了規(guī)定。我國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條規(guī)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受理案件以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第七十六條第四款規(guī)定“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jīng)過二十年，不予追究。如果二十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對有同案犯未過追訴時效的，其他同案犯是否以未過追訴時效追究刑事責任一直存有分歧。如下述案件：
1991年10月18日某村莊露天電影散場后，王老大、王老二、王老三因瑣事追趕毆打臨村的祝某,孫某手持木杈隨后參與了追趕，祝某因傷勢過重經(jīng)搶救無效死亡。事后“三王”潛逃,孫某于10月25日到公安機關投案,并交代了參與追趕被害人的過程，公安機關審查兩天后將孫某釋放回家。1992年2月公安機關提請檢察院對“三王”及孫某批準逮捕，檢察機關對“三王”批捕，對孫某因缺少犯罪證據(jù)而不予批捕。2012年1月，“三王”迫于網(wǎng)上追逃的壓力向公安機關投案。2月20日公安機關將孫某刑事拘留，并認定孫某投案自首。
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沒有在逃一直在家務農(nóng)的孫某應否一并追究其刑事責任存在分歧：第一種意見認為“三王”由于批捕在逃,不受刑法追訴時效的限制,孫某作為共犯也不受刑法追訴時效的限制，應一并追究孫某刑事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孫某在案發(fā)后主動投案,向公安機關說明情況,后在家務農(nóng),說明沒有逃避偵查的情形,應當受刑法追訴時效的限制，從案發(fā)到2012年2月被刑事拘留已經(jīng)超過刑法規(guī)定的最長追訴時效,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本案在公安機關立案后隨即將孫某釋放，沒有對其采取其他強制措施，一直到2012年2月20日孫某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20多年，孫某在家務農(nóng)，沒有離開過居住地的情形，即孫某在追訴時效期間沒有逃避偵查和審判。1992年的縣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書,不是刑事處罰措施，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從邏輯學的公理來看，公安機關對孫某的追訴已經(jīng)超過刑法最長追訴期限。
邏輯學認為原命題與逆否命題是等價的，也就是原命題真，則逆否命題也真。原命題同它的逆否命題等價是作為公理存在的。它和公理“排中律”、“矛盾律”是等價的。一個命題為原命題，則和它互為逆否命題的命題為原命題的逆否命題。我國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條規(guī)定，或者1997年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為真命題。這個原命題可以概括表述為“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受理案件以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其否命題為“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受理案件以后，沒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其逆命題為“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受理案件以后，不受追訴期限制的是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其逆否命題為“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受理案件以后，受追訴期限制的是沒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從上述論證無疑可以得出這些結論：上述逆否命題是真命題，即孫某在公安機關立案后，由于沒有逃避偵查，依法應當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同樣，我國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款作為一個真命題，其逆否命題也是真命題。其逆否命題為“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nèi)提出控告，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的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已經(jīng)立案的”。很顯然，從這個命題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公安機關不應該立案而已經(jīng)立案的，應當受追訴期的限制，即孫某依法應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綜上，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未被采取強制措施，也未故意逃避法律追究的，在其同案犯歸案后，該犯罪嫌疑人是否追究刑事責任，應適用追訴時效制度的限制。我國1979年和1997年刑法規(guī)定的追訴時效所排斥適用的對象是“逃避偵查的犯罪嫌疑人”或者逃避審判的“被告人”。沒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因同案犯在逃受到牽連，顯然不符合立法鼓勵犯罪嫌疑人主動投案、接受司法機關制裁的目的，也不利于節(jié)省司法資源、及時偵破案件，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