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永鑫 ]——(2013-4-15) / 已閱4200次
司法實踐中，行賄人為了爭取寬大處理而交待行賄行為并不鮮見。由于交待的時間、背景及內容之不同，行賄人交待行為在法律上的性質也不盡相同，導致行賄人交待行為的性質認定以及具體適用法律條款常出現(xiàn)爭議。從實務的角度出發(fā)，筆者結合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兩高”《解釋》)，對行賄人自首、立功的成立及其法律適用作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
(一)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交待行賄行為如何認定。按照“兩高”《解釋》，“被追訴前”，是指檢察機關對行賄人的行賄行為刑事立案前。在檢察機關立案前，行賄人交待行賄行為的情形，根據(jù)其交待的主動性與否，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兩高”《解釋》第7條規(guī)定)。即行賄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在檢察機關刑事立案前，向有關機關或有關個人如實承認和供述自己實施了行賄犯罪，并將自己置于有關機關的控制之下，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與裁判�！爸鲃咏淮保▋蓚�方面的要求:一是交待的主動性，即出于行賄人本人的自覺意愿，是行賄人的自主選擇，而非外因的強迫意志;二是供述的真實性，即如實交待全部行賄行為。具體而言，是指行賄人在其行賄犯罪事實或其本人尚未被辦案機關掌握，或者雖被掌握，但未受到調查談話、訊問，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時，主動向辦案機關、所在單位、有關組織或負責人員投案并交待自己的行賄行為。
行賄人在被檢察機關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本身就具備了“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一般自首條件，行賄人成立刑法第67條第1款規(guī)定的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同時，由于行受賄犯罪行為隱蔽，取證困難，為了鼓勵行賄人交待犯罪行為，加大對受賄犯罪的發(fā)現(xiàn)和打擊力度，我國刑法第390條第2款又規(guī)定了行賄人特別自首制度，即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由于刑法第390條第2款屬于特別條款，且處罰較之第67條第1款更為輕緩，根據(jù)特別條款優(yōu)于普通條款的法條競合之適用規(guī)則，以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釋原則，對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直接適用刑法第390條第2款的規(guī)定。
(2)行賄人在被追訴前被動交待行賄行為。即刑事立案前，在辦案機關對行賄人進行調查談話、采取調查措施期間，行賄人迫于辦案機關所掌握的證據(jù)交待行賄行為。此種情況，“兩高”《解釋》并沒有專門規(guī)定，但是實務中也常有發(fā)生，也有必要厘清。筆者認為，此時，行賄人雖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但缺乏到案的主動性，不成立刑法第67條第1款規(guī)定的自首，只能適用刑法第67條第3款的規(guī)定，可以從輕;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fā)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二)行賄人在被追訴后交待行賄行為如何認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后交待行賄行為，根據(jù)其被追訴的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行賄人因其行賄行為被追訴(“兩高”《解釋》第8條規(guī)定)。即行賄人在被追訴前沒有交待或拒不交待其行賄行為，檢察機關根據(jù)已掌握的事實證據(jù)，對其實施立案偵查，在此之后，行賄人如實交待其行賄行為。此時，行賄人的行為符合刑法第67條第3款的規(guī)定，對其可以從輕處罰。如果行賄人因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fā)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2)行賄人因其他犯罪被追訴。即行賄人因涉嫌行賄以外的其他犯罪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后，又主動向司法機關交待自己的行賄行為。同樣，“兩高”《解釋》也未對此種情況作出專門規(guī)定。一般認為，由于行賄人供述的是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行賄人的行為符合刑法第67條第2款規(guī)定的自首。
筆者認為，在此種情況下，對行賄人仍然可以適用處罰較輕的刑法第390條第2款關于行賄人特別自首的規(guī)定。因為，盡管行賄人因其他犯罪已經(jīng)被追訴，但相對于其所犯的行賄罪行而言，司法機關并不知曉，更未對其行賄行為予以刑事立案。行賄人在此情況下主動交待其行賄行為，同樣能夠節(jié)約司法資源，為檢察機關偵破受賄犯罪提供有力的證據(jù)，符合刑法第390條第2款設置的立法目的，行賄人成立特別自首，對其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三)行賄人交待與之對合的受賄犯罪如何認定。自首與立功的重要區(qū)別在于:自首揭發(fā)交待是“自己的犯罪行為”，立功揭發(fā)交待的則是“他人的犯罪行為”。所謂“他人的犯罪行為”，不僅排除了揭發(fā)人本人的犯罪行為，而且還排除了與揭發(fā)人本人犯罪相關聯(lián)的犯罪行為。
這種關聯(lián)性表現(xiàn)為，一方的犯罪行為以對方的犯罪行為為構成要件，或者多人實施同一目標的共同犯罪行為。前者被稱之為對合犯，后者被稱之為平行犯，都是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現(xiàn)形式。行受賄犯罪人就是一種典型的對合犯，二者以相互對向的行為為要件，盡管罪名與法定刑均不相同，但是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行賄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時，不可避免地、必然會涉及與之對合的受賄犯罪行為。如實交待與自己行賄犯罪相關聯(lián)的他人的受賄犯罪，是行賄人如實交待其罪行的應有之義，也是其交待的具體內容。因此，行賄人交待與之對合的受賄犯罪，其行為性質仍然屬于自首，不能認定為立功。
依據(jù)“兩高”《解釋》第7條和第9條規(guī)定，分別情形適用不同的法律條款。行賄人只有揭發(fā)與之對合的受賄犯罪以外的他人的犯罪行為，既包括揭發(fā)該受賄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犯罪行為，也包括揭發(fā)該受賄人與其行賄無關的其他犯罪行為，經(jīng)查證屬實的，方可認定為立功，適用刑法第68條的規(guī)定，視情形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作者 羅永鑫 單位:武漢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