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懷德 ]——(2000-9-1) / 已閱3437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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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告知的方式。聽證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種方式：一是書面直接送達，二郵寄告知，三是公告送達。我國《行政處罰法》未作規(guī)定，但各地及各部門實施行政處罰法的具體辦法除規(guī)定上述三種送達方式外，還包括委托送達，口頭告知（但要記入筆錄）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則
案卷排他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guān)按照正式聽證程序作出的決定只能以案卷為根據(jù)，不能在案卷以外，以當事人未知悉和未論證的事實為根據(jù)。目的是保障當事人有效行使陳述意見的權(quán)利和反駁不利于已證據(jù)的權(quán)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記錄為根據(jù)，審查行政決定合法與否，行政機關(guān)也可以以此為由排除干擾，獨立作出決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第7項規(guī)定："聽證應當制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當事人審核無誤后簽字或者蓋章"。但沒有規(guī)定聽證筆錄在決定中作為唯一依據(jù)，甚至對該筆錄在處罰決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門的聽證實施辦法對此作了一定補充。如《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guī)定》第26條規(guī)定："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機關(guān)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依據(jù)"。《勞動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guī)定》第16條規(guī)定："勞動行政部門不得以未經(jīng)聽證認定的證據(jù)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jù)"。
目前爭議的問題是：聽證筆錄在行政決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種觀點主張應全面借鑒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則，特別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機關(guān)認定的事實和理由應是當事人所知悉并經(jīng)其辯論的；如果行政機關(guān)采用聽證筆錄以外的事實和證據(jù)，應當提供當事人知悉和辯論這些材料的機會"。(16)
也就是說，聽證筆錄應當作為行政決定的主要依據(jù)。
另一種觀點認為，聽證筆錄只能作為行政決定的依據(jù)之一，因為聽證之后補充的證據(jù)不能認為是無效的，仍應作為依據(jù)，當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關(guān)證據(jù)，因而無法做到聽有證據(jù)都必須在聽證中出示并經(jīng)過質(zhì)證后確認。特別是在當事人放棄聽證的情況下，要求所有證據(jù)在聽證會上質(zhì)證，在法理上不成立，實踐中也做不到。從我國目前聽證制度的適用現(xiàn)狀看，一方面，聽證筆錄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視，行政機關(guān)作為程序的發(fā)動者和終結(jié)裁判者，在使用聽證筆錄方面仍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而且未經(jīng)聽證的證據(jù)和事實仍然對行政決定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這與聽證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則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聽證筆錄是行政程序的階段性產(chǎn)物，行政決定的最終形成還有賴于行政首長的裁決，聽證后采納證據(jù)、認定事實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決定并不是最終決定，還要接受司法審查，所以為了達到聽證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們同意將聽證筆錄作為行政決定主要依據(jù)的觀點。
以上是聽證程序的主要原則和制度，除此之外，還有回避原則、禁止單方面接觸原則、案卷閱覽原則、委托代理原則等。這些原則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前述的四項原則，只是由于它們多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則，且為人們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詳細論述。
①⑩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頁,第153-154頁。
②（美）杰羅姆·巴倫，托馬斯·迪羅斯著:《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頁。
③參見（臺）行政院研究發(fā)展考查委員會編�。骸陡鲊姓绦蚍ū容^研究》，第168頁。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頁，第437頁，第438頁。
⑥⑦章劍生：《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頁。
⑧楊惠基主編：《聽證程序理論與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頁。
(12)參見（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頁。
(13)參見美國1946年《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條。
(14)(16)劉勉義、蔣勇：《行政聽證程序研究與適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頁。
(15)參見《上海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試行規(guī)定》第12條。
（政法論壇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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