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4日，新華社發(fā)布的一篇題為《死囚王斌余心酸告白》（以下簡稱《告白》）的報道向公眾披露了一起罕見的故意殺人案。案犯王斌余（男，27歲）“數(shù)次討要工錢無果，于是他憤怒之下連殺4人，重傷1人，后到當?shù)毓簿滞栋缸允住?月29日，寧夏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王斌余死刑”。
這篇報道的重心不是介紹案情，而是讓王斌余“坦露他的內心世界”。借新華社記者之筆，王斌余講述了他苦難的生活經歷：17歲背井離鄉(xiāng)進城打工、低廉的工錢、繁重的工作、隨處可見的歧視、包工頭的頤指氣使以及討要工錢時遭受的挫折和侮辱。顯然，記者企圖通過報道一個死囚犯的悲慘生活經歷來引起社會各界對農民工生活境遇和權利保障等問題的關注。
新華社的這篇報道激起了公眾對王斌余的強烈同情，也隨之引發(fā)了“放王斌余一條生路”的熱切呼吁。圍繞著是否應當判處王斌余死刑，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的爭論文章迅速涌現(xiàn)、絡繹不絕且相互轉載。一時間，公眾輿論洶涌如潮，輿論幾乎是一邊倒的，要求法院“免王斌余一死”的呼聲占了絕對優(yōu)勢；以至于有評論者提出，公眾對王斌余的普遍“同情”這一事實本身就可以成為不判王斌余死刑的理由。在王斌余提起上訴期間，媒體評論開始質疑法院判決以及法律本身的合理性，并試圖給二審法院的可能改判尋找法理依據；還有評論做出樂觀預測，認為二審法院迫于輿論壓力極有可能“刀下留人”。王斌余案的轟動效應讓做出一審判決的寧夏石嘴山市中級法院始料未及，他們沒有想到這起看起來沒有任何懸念的故意殺人案竟會成為2005年度全國最轟動的案件之一。以下是法院認定的案件事實簡介。
2003年8月起，甘肅農民王斌余到陳繼偉承包的工地打工。2004年年初和2005年年初，王斌余分別結清了上年的工資。打工期間，王斌余曾與一同打工的被害人吳華、蘇志剛在工作中產生矛盾。5月11日，王斌余提出辭工，并以未付清2005年工資為由到所在區(qū)人事勞動保障局投訴。經調解，與代表陳繼偉的吳新國達成5日內結清工資的協(xié)議。吳新國提出王斌余不能繼續(xù)在工地吃住，調解主持人要求吳新國先支付部分生活費。后吳新國給付生活費50元，王斌余嫌少未要。當日晚，王斌余回工地宿舍見房門被鎖，便到吳新國住處索要生活費，與聞訊趕來勸阻的蘇志剛因過去的糾紛發(fā)生爭吵。隨后趕到的蘇文才責問并打了王斌余一耳光。王斌余掏出攜帶的折疊刀，先后將蘇志剛、蘇文才捅倒在地。王斌余不顧其弟王斌銀勸阻，又將在場的吳華、蘇香蘭捅倒在地。吳新國妻子湯曉琴攙扶被刺倒在地的蘇志剛，也被王斌余捅成重傷。王斌余持刀追殺吳新國未果，返回現(xiàn)場后又對已被刺倒在地的蘇志剛等人接連補刺，致蘇志剛、蘇文才、吳華、蘇香蘭當場死亡。湯曉琴經送醫(yī)院搶救，脫離危險。王斌余于當晚到當?shù)毓矙C關投案自首。
從法院認定的案件事實來看，這確實是一起“手段極其殘忍，情節(jié)特別惡劣，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的故意殺人案。2005年6月16日，寧夏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王斌余死刑。王斌余不服，提出上訴。10月19日，寧夏高級人民法院對王斌余故意殺人一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核準王斌余死刑。王斌余已于宣判后當日執(zhí)行死刑。
倘若從阿列克西關于“內部證成”的觀點來看，兩級法院對王斌余案的裁決無疑具有充分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沒有任何跡象和理由表明法院的審判過程和判決結果出現(xiàn)了差錯。，在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可判死刑的犯罪之中，除故意殺人罪之外，其他犯罪的法定刑都是從輕到重排列的，唯獨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是由重到輕排列——“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232條）。這種立法表述明顯體現(xiàn)了對故意殺人罪應當首先考慮判處死刑的立法意圖。
司法實踐中，故意殺人罪只要沒有法定從輕情節(jié)，一般都會判處死刑。在王斌余的辯護律師提出的三條辯護理由（激憤殺人、自首情節(jié)以及認罪服法）之中，只有自首屬于法定的從輕情節(jié)，但與王斌余造成的嚴重后果（四人死亡、一人重傷）相比，這一法定從輕情節(jié)顯得微不足道。更何況，法院否認王斌余“激憤殺人”是出于合理的理由。法院認為，“此案雖然發(fā)生在王斌余向吳新國索要生活費的過程中，但案發(fā)前，王斌余2003年和2004年的工資已結清，2005年工資支付問題經當?shù)厝耸聞趧颖Ｕ暇终{解已經達成5日內付清的協(xié)議，案發(fā)時王斌余隨身攜帶1452元，并非生活無著”。刑法學家陳興良和周光權均表示，倘若把視野限定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內（即從阿列克西所說的“內部證成”的觀點來看），判處王斌余死刑是沒有疑問的。
盡管有不少評論文章質疑法院的判決，但質疑的理由都明顯超出了現(xiàn)行法律制度的范圍。確切地說，質疑的目標不是法院判決，而是法律本身。關于王斌余案的大多數(shù)評論文章就具有阿列克西所謂的“外部證成”的性質。這些評論文章宣稱“對王斌余判處死刑違背法理”，是一個“法律的缺憾”，認為“王斌余的生死考驗刑法的道德品性”，并且呼吁“法律不能為王斌余的死刑蒙羞”。當法律本身成為辯論的對象時，按照阿列克西的觀點，法律辯論就從“內部證成”延伸到了“外部證成”，但也許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辯論。因為在前提確定的情況下尋找結論并不困難，真正的困難在于尋找并論證前提�！皟炔孔C成”相當于根據法律的辯論，而“外部證成”則大致是關于法律的辯論。阿列克西認為法律辯論與道德辯論的區(qū)別就在于前者要受實在法的約束。但他沒有考察這種約束（分別對“內部證成”和“外部證成”而言）的程度和范圍。當法律辯論從“內部證成”延伸到“外部證成”的時候，如果阿列克西仍然堅持作為辯論對象的實在法反過來還要約束辯論過程，就是一種很奇怪的觀點了。
摘自：《天下·理論法學的迷霧：以轟動案例為素材（增訂版）》P086-090頁，法律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內容簡介：《理論法學的迷霧：以轟動案例為素材（增訂版）》是對最近十年來不斷發(fā)生的一些熱點案例和涉法事件做出的學術回應，相關討論追求理論上的突破，而不止于技術層面的案例分析。本書倡導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分析）的方法來提升法學研究的學術品質，這可以被稱作是一種與法律教義學對立的“社科法學”（更恰當?shù)拇朕o是“法律科學”）的立場。當法律遇到疑難問題時，應遵從社會科學的指導，無需求助于道德哲學；要努力擺脫法律教義的束縛，回到問題本身，細致研究各種經驗要素，通過權衡利弊來尋求恰當?shù)姆蓻Q策。熱點案例或涉法事件作為疑案法律問題恰好為檢驗不同學術進路或不同法律理論的功能提供了天然的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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