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




季衛(wèi)東


　　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白麗麗編輯希望出版我的近年隨筆集,起初我是有些忸捏的。但被她的誠意所感動,終于同意把散落在各處的、內容各異的稿件匯攏在一起,于是就有了這本書。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此處的長短篇章互相關照印證,構成了中國法治三十余年進程的部分觀察記錄,也是作者心路的一片縮影。在江西形成的紅壤印象,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呼吸到的清新空氣,使我始終無法把自己完全關在學術象牙塔里,無法對社會中每天上演的活劇熟視無睹、對來自人民群眾的呼聲充耳不聞。這就造成了本書的政治維度。

　　實際上,1979年我從江西考入北大法律系后,個人生涯發(fā)生了巨大轉折,與此同時整個國家大轉折的帷幕也次第拉開。這場大變局以漸進方式演變至今,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身處“歷史三峽”中水流更為湍急的兇險之處。中國能否真正推動政治改革、能否成功建構民主法治的新秩序,這是當下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課題。

　　在過去的六年間,世界格局丕變,中國形勢復雜,家庭環(huán)境變遷。這一切都使我密集地穿越不同的時空、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群體,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抱有不同的心態(tài)。考察對象和寫作主題也隨之不斷切換,但都圍繞“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中國法治何去何從”這個主題展開,特別是對核心價值、基本制度、主要舉措的是非得失給予了深切關懷。在有關論述中,我試圖把頂層設計、底層壓力、整體漸進、個體突變有機地結合起來,統(tǒng)籌兼顧、剛柔兼濟的方式以及社會代價最小化的手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軟著陸”。

　　以20世紀90年代中國日益明顯的多元化以及轉型期社會矛盾的激化為背景,我在近些年的評論和講演稿中重申并且進一步發(fā)揮了新程序主義的持論。眾所周知,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是非常重視實質性價值的,在人際關系網(wǎng)絡中不斷增值的互惠合意也總是壓倒法定權利的觀念和審判制度的形式理性,這就使得程序正義的理想很難在中國生根。在轉型期,各種改革主張也更傾向于實質性價值的推陳出新,對點點滴滴的制度建設、特別是對盡量保持價值中立的程序設計卻顯得缺乏耐心。盡管如此,我還是要特別強調公正程序原則對現(xiàn)階段中國重建改革共識的特殊意義,因為在核心價值空洞化之后,舍此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不得不通過程序來避免合法性危機,通過程序公正來使不同的利益訴求和價值主張和平共處,通過程序共識來逐步累積實體共識。

　　站在新程序主義的立場上來看,司法改革是法治秩序形成的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因而我集中討論了法律教條主義與法官的有思想性服從、法官的規(guī)范創(chuàng)制活動、對自由裁量權的限制、律師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法律執(zhí)行過程中的等級原理和平面互動關系等相關主題。

　　從新程序主義的視角觀察司法改革、法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可以建立一個工具性框架,以此分析日常生活中出現(xiàn)的各種典型現(xiàn)象、熱點問題、疑難案例、潛在趨勢,往往可以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雖然在本書所使用的素材形形色色,但論述的邏輯線索是連貫的、主張的立場方法是統(tǒng)一的。毋庸諱言,隨筆就是隨筆,不可能像學術論文那樣嚴謹、那樣周全。但正是這些觀察和思考的碎片,我們可以用來拼畫出一幅關于大變局下中國法治發(fā)展前景的馬賽克圖像來。正是在這些碎片的隙縫里,一個與改革同行的法學研究者的憂患意識、批判理性以及建設提案都是有跡可循的。如果這些包含著思維和情感的碎片還能夠為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一磚一石,那么這本隨筆集的出版就不算太浪費油墨紙張了。


　　(本文為《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序言)


摘自：季衛(wèi)東 著 《大變局下的中國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