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察百年》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蘇亦工 2007-1-1 11:26:00

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興奮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蘇亦工

中國舉辦警察，如果從1898（清光緒二十四）年，亦即戊戌變法那一年，湖南長沙開設保衛(wèi)局算起，也不過百年出頭。
中國最初創(chuàng)辦警察是迫于西方列強的壓力，是為了延續(xù)搖搖欲墜的滿清政權，并非出于認識升華或道德覺醒的自主行動。即便是在進入所謂的“共和”以后，由于政府依然把持在某些特定人群手中，因此從那種政府的角度看，警察存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維護整個國家的、全民族的、或社會大眾的利益。盡管并不排除其間有眾多志士仁人試圖賦予新式警察以近代或現(xiàn)代意義的努力，然而那些努力大都歸于失敗。正是由于這種先天不足，中國近代警察的建設和發(fā)展始終未能真正擺脫傳統(tǒng)的治安管理模式。警察仍然是某種特定政治力量或某些特定利益集團的聽差，而警察抽象的、一般的社會使命和職能長期沒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發(fā)揮。這可以說中國近代警政建設的一大悲劇。
北京建城始于商代后期，距今已有三千余年的歷史，作為全國首都也有七百多年的歷史，是名副其實的文化歷史名城。作為元、明、清三代帝制王朝的都城，北京歷來是傳統(tǒng)治安體制捍衛(wèi)的核心。1900年的庚子八國聯(lián)軍之役以后，清政府開始仿效西方的模式建立新式警察。其后雖然在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北京一度更名為北平，不再是全國的首都，但仍然是具有全國性影響的特大城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作為全國首善之區(qū)，新中國的公安事業(yè)也以這里為中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簡到繁蓬勃發(fā)展起來。因此，關注北京近百年來的警察史，也幾乎就是在關注中國近現(xiàn)代首都警政建設的歷史。抑或換言之，北京近百年的警察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中國近現(xiàn)代警察史的一個簡要縮影。因此，本書作者選擇北京警察作為探究的對象，描述其百年來的遷沿遞嬗，其涉及范圍之廣、其意義之大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如前所述，中國舉辦警察已有百余年的歷史，然而中國的警察學術研究，特別是超出具體的實務和技術操作層面以外的警察理論和警察史的研究卻一直非常薄弱。記得1987年我們著手研究中國近代警察史時，搜遍北京各大圖書館，只找到兩本研究警察史的著作，一本是臺灣學者王家儉先生寫的題為《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xiàn)代化的歷程》的小冊子，由于過于簡略，無法滿足我們的需要。另一本是我們法學所法制史研究室同人集體編寫的《中國警察制度簡論》，這實際上是一部論文集，雖然上起先秦、下至民國，但于各個具體時期的研究仍失于簡而泛。這時我看到一本書目上著錄有胡存忠編述的《中國警察史》一冊，原為1944年中央警官學校第二分校的講義摘要，全國只有廣州、上海和長春吉林大學圖書館有藏，于是我選擇了距離較近的長春，專程前往探尋。待我?guī)捉浿苷郏�終于見到這部書時，不免大失所望。原來這不過是個15頁的油印本，連小冊子都夠不上。當時我就對中國警察史的研究如此欠缺感到詫異不已。
后來我和韓延龍先生等同事經過六年多的工作，終于完成并出版了《中國近代警察制度》一書。后來又過了許多年，我們在此書基礎上，經過修正錯誤、充實資料并調整體例，又出版了《中國近代警察史》上、下兩冊。該書的出版，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中國近代警察史研究領域青黃不接的局面，但仍然存在許多嚴重的不足。首先，該書比較側重機構設置和制度沿革的宏觀線索，而于警察職能和警察勤務的動態(tài)景象缺乏足夠的細節(jié)描述；其次，該書作為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一部通史，比較關注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問題，而對警政建設的地區(qū)性差異只能點到為止；再次，該書是一部純粹的學術性著作，大量征引原始資料并逐條注明出處，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可讀性和知識普及性，在一般讀者，包括普通公安干警讀來可能會感到十分枯燥而難以卒讀。
去年秋季，北京市公安局的穆玉敏警官邀我閱讀《北京警察百年》一書的書稿。拜讀大稿之后，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振奮。
最近幾年，我雖然不再從事警察史的研究，但仍十分留意這個領域的最新進展，然而除了一些地方公安局編寫的公安志有時約略涉及到一點警察史問題外，極少看到有專門性的研究文字。讀到穆警官的大作，特別是看到她的著作寫得如此深入細致，作為同道，真是欽佩不已。尤其是我們的著作中的一些成果能為穆著所吸收并為其提供一些背景資料也是令人倍感欣慰和興奮的事情。
《北京警察百年》一書采用由遠及近的敘事手法，從中國古代治安體制起筆，重點落在最近的一百年，特別是一九四九以后。該書圍繞北京警察的建立、發(fā)展和演變，穿插大量生動、具體的案例，行文流暢、活潑，既富學術性，又有普及性，雅俗共賞。如果將此書與我們的《中國近代警察史》一書參照對讀，恰可互為彌補、相得益彰。后者為經、前者為緯，后者為綱、前者為目。正是這一點讓我感到非常振奮。
本書作者穆玉敏女士，長年工作在首都公安第一線，擁有豐富的警務實踐經驗；同時，她又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她所撰寫的散文、小說、紀實文學發(fā)表在國內數(shù)十家報刊雜志上，大都反映了作者的親身經歷。目前作者供職于北京警察博物館，醉心警察學術，每日工作雖極繁忙，業(yè)余時間仍筆耕不輟，積數(shù)年之功，終成此百萬言大作。能不讓我們這些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所謂學者感到汗顏嗎？！
在此《北京警察百年》一書行將付梓之際，作者囑我在書前綴言幾筆。于我而言，這不獨是極大的榮耀，也是同道之間的激勵共勉。我衷心希望作者今后能在警察學術領域繼續(xù)開拓，不斷推出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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