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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金行初字第9號

原告某閥門有限公司。
　　被告某工商分局。
　　第三人卓某，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漢族。
　　第三人洪某，男，1983年5月22日出生，漢族。
　　第三人卓某某，男，1973年7月22日出生，漢族。
　　原告某閥門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某工商分局作出的滬工商金撤決字(2013)第1號撤銷行政許可決定具體行政行為,于2013年4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告補正立案材料，本院于同月26日受理本案并組成合議庭，于同年5月3日向被告送達了起訴狀副本、應訴通知書等訴訟文書。同月10日，本院收到了被告提交的答辯狀及相應的證據材料，并于同月27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陳慶廣、俞國新、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帥帥、沈燕金到庭參加訴訟，第三人卓某、洪某、卓某某在收到本院向其送達的起訴狀副本、參加訴訟通知書等訴訟文書后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
　　被告某工商分局于2013年2月7日作出滬工商金撤決字(2013)第1號撤銷行政許可決定，認定：2012年11月26日，被告依據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qū)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江干區(qū)法院”）向其送達的《民事裁定書》和《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將第三人洪某持有的原告16%的股權予以了凍結，而同月29日，被告依原告申請辦理股東變更登記，將第三人洪某所持有的原告16%的股權登記至第三人卓某名下。被告認為上述股東變更登記行為明顯不當，依法應當予以糾正，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以下簡稱“《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之規(guī)定，決定撤銷被告于2012年11月29日所作的準予原告股東變更的登記。
　　原告訴稱，原告公司由第三人卓某、洪某、卓某某共同出資設立。2012年11月23日，第三人洪某與卓某簽訂股權轉讓協(xié)議，將洪某所占原告16%的股權轉讓給卓某。同月29日，被告對上述股權轉讓核準并予以登記。被告所作的股東變更登記具體行政行為正確，其之后作出的滬工商金撤決字(2013)第1號撤銷行政許可決定應當被撤銷，具體理由有：一、事實不清。被告認定“股東洪某所持有的上述股權已于2012年11月23日被杭州市江干區(qū)人民法院查封”，與實際情況不符。在法院未通知企業(yè)的情況下，凍結還未發(fā)生法律效力。二、證據不足。被告認定經辦人員未對相關股權凍結信息仔細審查，應當提供相應證據予以證明。三、適用法律錯誤。被告適用的《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系兜底條款，被告適用該條款無法律依據。四、程序違法。被告在《撤銷行政許可聽證告知書》與《撤銷行政許可決定書》上的事實描述存在不一致，對于不一致的部分應重新履行告知程序，被告徑行作出撤銷決定剝奪了原告陳述、申辯的權利。綜上，請求法院判令：1、撤銷被告作出的滬工商金撤決字(2013)第1號撤銷行政許可決定；2、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原告為證明其主張，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證據：
　　證據1、撤銷行政許可聽證告知書、撤銷行政許可決定書，證明上述兩份文書中的事實描述不一致，被告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程序違法，使原告合法權利受到侵害；證據2、行政復議申請書、行政復議決定書，證明復議機關維持了被告作出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
　　被告辯稱，被告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執(zhí)法主體適格，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執(zhí)法程序合法。被告在第三人洪某股權被凍結的情況下，仍進行股東變更登記屬明顯執(zhí)法不當，為了糾正上述錯誤，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執(zhí)法目的正當，故請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被告為證明其主張，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證據及依據：
　　一、職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九條、第二十六條、《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證明被告具有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職權。
　　二、執(zhí)法程序證據及依據：
　　執(zhí)法程序證據：
　　1、撤銷行政許可初審表、撤銷行政許可審批表，證明被告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經過了內部初審及審批程序。
　　2、撤銷行政許可聽證告知書及送達材料、要求聽證申請書、聽證通知書及郵寄證明、延期聽證申請書、不予延期舉行聽證通知書及郵寄證明、聽證筆錄，證明被告將聽證的權利告知原告并依原告申請履行了聽證程序。
　　3、撤銷行政許可決定書及送達材料，證明被告作出了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并向原告送達。
　　4、委托書及身份材料，證明原告委托相關人員至被告處處理本案相關事宜。
　　執(zhí)法程序依據：《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
　　三、事實認定證據：
　　1、江干區(qū)法院制發(fā)的（2012）杭江商初字第1537-1號、1538-1號、1539-1號、1540-1號《民事裁定書》及《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證明被告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依據。
　　2、分局監(jiān)控審批表，證明被告于2012年11月26日凍結了第三人洪某在原告公司計人民幣802.88萬元的股權。
　　3、關于股權變更登記的有關情況，證明被告未仔細審查而作出股東變更登記的經過。
　　4、系統(tǒng)監(jiān)控日志，證明2012年11月29日被告在系統(tǒng)上處理股東變更登記事宜時系統(tǒng)曾提示關于洪某股權的監(jiān)控信息。
　　5、股東持股情況表，證明2012年11月29日股東變更登記前后及2013年2月7日撤銷股東變更登記前后原告股東的持股狀況。
　　四、法律適用依據：《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zhí)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guī)定》第一條、《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執(zhí)法監(jiān)督暫行規(guī)定》第九條。
　　第三人卓某、洪某、卓某某未參加庭審、也未向本院提供書面答辯意見及證據。
　　經庭審質證，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均無異議。
　　原告對被告提供的證據發(fā)表質證意見如下：對職權依據、執(zhí)法程序依據、執(zhí)法程序證據中的證據3、4、事實認定證據中的證據5無異議；對執(zhí)法程序證據中的證據1，認為系被告內部材料而不予認可；對執(zhí)法程序證據中的證據2、事實認定證據中的證據1及法律適用依據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認可，對關聯(lián)性不予認可；對事實認定證據中的證據2、3、4，認為均系被告自行制作而不予認可。
　　經開庭審理，結合原被告的質證意見，本院對當事人無異議的證據予以確認，對系爭的被告的證據效力作以下認定：1、執(zhí)法程序證據：證據1、2，與證據3相結合，能夠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反映出被告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經歷了內部審批、聽證、決定、送達等程序，與本案具有關聯(lián)性，本院對證據1、2的效力予以確認；2、事實認定證據：證據1是被告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原因，與本案具有關聯(lián)性，本院對該份證據的效力予以確認；證據2的內容與江干區(qū)法院制發(fā)的《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和《民事裁定書》的內容能夠相印證，本院對該份證據的效力予以確認；證據3系被告在發(fā)現(xiàn)股東變更登記屬執(zhí)法錯誤后作出，內容具體，能夠反映出股東變更登記時的情況，證據 4有序列號、操作日期、申請?zhí)柕仍敿殐热荩�反映了被告進行股東變更登記時洪某所持股權的狀態(tài)，證據3、4能夠相互印證，證明2012年11月29日被告辦理股東變更登記時洪某的股權已處于凍結狀態(tài)，且系統(tǒng)曾提示該凍結信息，本院對上述兩份證據的效力予以確認；3、法律適用依據均系現(xiàn)行有效的法律規(guī)范，本院依法予以確認。
　　結合當事人的庭審陳述和上述采信的證據，本院確認以下事實：
　　2009年12月31日，原告公司注冊成立，公司住所地為上海市某工業(yè)區(qū)，公司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國內合資），注冊資本為人民幣5,018萬元。2012年1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股東變更登記申請，請求將股東洪某所持有的原告16%（計人民幣802.88萬元）的股權轉讓給股東卓某。在申請股東變更登記之前，原告公司的股東及其持股狀況分別為卓某擁有公司64%（計人民幣3,211.52萬元）的股權，卓某某擁有公司20%（計人民幣1,003.60萬元）的股權，洪某擁有公司16%（計人民幣802.88萬元）的股權。被告受理原告的申請后，于當日核準并予以變更登記。變更登記作出之后，被告發(fā)現(xiàn)其已于2012年11月26日依據江干區(qū)法院向其送達的（2012）杭江商初字第1537-1號、1538-1號、1539-1號、1540-1號《民事裁定書》及《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將洪某所擁有的原告16%（計人民幣802.88萬元）的股權予以了凍結。因此，被告認定上述股東變更登記行為屬于明顯執(zhí)法不當，應當予以糾正，遂啟動撤銷程序，并于2013年2月7日依據《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guī)定作出滬工商金撤決字（2013）第1號撤銷行政許可決定，撤銷其于2012年11月29日所作的準予原告股東變更的登記。原告對該撤銷決定不服，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行政復議，該局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滬工商復字(2013)第12號行政復議決定，維持了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原告仍不服，致涉訟。
　　本院認為，根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執(zhí)法監(jiān)督暫行規(guī)定》第九條之規(guī)定，被告作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具有對其作出的不當股東變更登記具體行政行為進行撤銷的職權�！睹袷略V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二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決定扣押、凍結、劃撥、變價財產，應當作出裁定，并發(fā)出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有關單位必須辦理。”可見，協(xié)助執(zhí)行是有關單位的法定義務，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也不例外。在收到要求凍結股權的《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和相關法律文書后，被告應當按照《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的要求，凍結股權，并在協(xié)助執(zhí)行期間，不得對相關股權進行變更登記。被告提供的（2012）杭江商初字第1537-1號、1538-1號、1539-1號、1540-1號《民事裁定書》及《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分局監(jiān)控審批表、關于原告股權變更登記的有關情況、系統(tǒng)監(jiān)控日志等證據能夠證實被告于2012年11月26日協(xié)助人民法院執(zhí)行，將洪某所擁有的原告16%（計人民幣802.88萬元）的股權予以凍結的事實。2012年11月29日，在洪某的上述股權處于凍結的狀態(tài)下，被告仍核準原告申請，將洪某的上述股權登記至卓某名下，該股東變更登記行為明顯與協(xié)助執(zhí)行行為相悖，屬于執(zhí)法錯誤，應當予以糾正。被告發(fā)現(xiàn)上述錯誤登記后，及時啟動糾錯程序，履行了聽證、內部審批、決定、送達等程序，保障了原告陳述、申辯的權利，執(zhí)法程序符合正當程序原則。被告為了糾正執(zhí)法錯誤，適用《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guī)定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并無不當。
　　庭審中，原告主張被告出具的《撤銷行政許可聽證告知書》上描述被告作出錯誤股東變更登記的原因“系我局工作人員軟件操作失誤所致”，而在《撤銷行政許可決定書》上則表述為“因我局經辦人員未對該公司是否存在股權凍結信息予以仔細審查”，兩種表述存在不一致，對不一致的部分被告應重新履行告知程序，否則系剝奪原告陳述、申辯權利，屬程序違法。本院認為，被告經辦人員在電腦系統(tǒng)上進行股東變更登記操作，在系統(tǒng)提示洪某股權的凍結信息后，仍進行變更登記，其是在未仔細審查股權凍結信息的情況后進行了錯誤操作，兩者并不矛盾，也未出現(xiàn)影響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作出的新的事實。被告在作出本案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前，告知了原告股東變更登記屬執(zhí)法錯誤的事實與擬作出撤銷決定的依據等，并在聽證程序中聽取了原告的陳述、申辯意見，保障了原告的基本權利，對于原告的上述主張，本院不予采納。原告另主張因江干區(qū)法院并未將凍結事宜通知原告，故凍結裁定尚未發(fā)生法律效力，被告認定洪某股權于2012年11月23日被江干區(qū)法院查封的事實與實際情況不符。本院認為，江干區(qū)法院向被告送達的《協(xié)助執(zhí)行通知書》上已明確寫明凍結裁定書已經發(fā)生法律效力，原告如果對此有異議可通過其他途徑予以主張。
　　綜上，被告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執(zhí)法主體適格，認定股東變更登記屬執(zhí)法錯誤的事實清楚，執(zhí)法程序、適用法律并無不當。原告的訴訟請求，因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據此，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某閥門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本案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原告某閥門有限公司負擔（已繳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shù)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王永亮
代理審判員 蔣丹霞
人民陪審員 張進龍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書 記 員 徐 創(chuàng)